梅威瑟：我不清楚具体战术

在管理性质上，应明确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环境保护，具有行政执法监督的性质，而各部门分工监管环境保护，主要是自我监督本部门承担的环境保护工作，而不同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性监督。

因此，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宪法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对于违宪行为，也不能直接追究其违宪责任。从宪政实践看，在我国，制宪权与修宪权行使主体是统一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与几次修改都由全国人大通过。

[24]参见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载北京大学公法网http: //www. publiclaw. cn/article/Details, 2010年7月5日访问。{8}秦前红、涂四益：《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39]针对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的同时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监督必然陷入自我审查的困境，林来梵教授认为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在位阶上显然高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完全可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权为依据，审查全国人大的国家立法权。主权机关论隐藏着如下的判断：（1）全国人大是经人民授权行使主权的机关，享有一切国家权力，包括制定所有法律的权力。三是全国人大还可以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第62条第15项）。

这些授权中未明示行使主体、具有最高国家权力属性的权力，亦属于第62条第15项规定的范畴。规定及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9不过，人们对于法律的评价始终会基于权利的保障、秩序的基础、确定的规范以及独立的权威之上——尽管被认为是昧于中国的法律现实。

68 对于宪政概念发展史，可以参见范进学：论宪政的概念[J]，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64 与美国历史上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不同的是，齐玉苓案的主事者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并没有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Chief Justice）一样，除宣布立法机关制定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外，进一步主张人民法院也应该有此权限。戴雪在《英宪精义》一书中对此有精彩论述，当我们说到英国特征的法治时，首先意味着：除非在国家的普通法院面前，以通常的司法程序建立对法律的明显侵犯，无人可以受到惩罚，或被合法地强迫经受人身痛苦或物质损失。八二宪法经过四次修订，分别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等方面。

因此，在清晰制宪的目的后，我们就有必要讨论应把《宪法》放在什么位置，何以得到实施这一问题。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不过宪法是法律和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宪法是法律，只有被实施的宪法才具有实际法律效力。16按照施密特的理论，宪法产生于制宪权权力和政治权威的决断，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1949年10月1日以后，我国共起草制定了四部《宪法》。

而《宪法》所经历的这三次重大修改都等同于重新制宪。7 一般认为，中国当下主流的行政决策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产物，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中，仍然扮演了主导角色。四、如何实施宪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雷耶大法官2010年时推出新书Making Our Democracy Work: A Judge's View，中文直译为让我们的民主运作起来，书中讨论了法官应当如何解释法律，推动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例如（1）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宪法具有根本法属性。

81 See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1927). Justice Louis Brandeis 's concurring opinion. 中文翻译引自：[美]安东尼·刘易斯著：《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M]，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44 司法审查的主体仅限于司法机关（或特设的专门机关），而具有合宪性审查权的机关则包括立法机关。

至少目前可以达成的共识是，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宪法立法化，也可以称为是宪法的立法实施，是立法机关将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具体化制度化的一个过程。

26 对于宪法之上有没有法宪法是不是法（或者说为什么宪法是根本法）的探讨，请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秦前红教授更直言，没有成功的宪政就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只有建设宪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宪法之所以最为重要乃因为它是当其他法律无能为力时的最有效的手段，离开宪法的保障便容易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局。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和所有基于个人行使广泛、任意或自由限制权力的政府系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宪法是国家普通法律的结果。而中国宪政恰恰缺失发达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公民意识与公民文化、民主政治、宪政道德尚在建设之中。52 前已述及，宪法是对已取得的民主事实的确认，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没有人民争取民主的历史，就不可能制定宪法。

41实施宪法，就是要让宪法运作起来（making our constitution Work）。84 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于是宪法不仅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受到承认，而且还作为一种合法秩序受到承认。65而马歇尔则因前述案件中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历史性地加强了最高法院的权威而被美誉为伟大的首席（The Great Chief Justice）。

18政治的正当性意味着对该政权的认可，即一个政权之所以具有统治权（the right to rule）是来源于人民的同意（consent），而且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正因如此，我们不但要重新讨论宪政及其先决条件，更要追求宪政，实现宪法之治。

宪法实施和宪政的要义都是宪法至上，但诚如卢梭所言真正的宪法并非铭刻在铜鼎或大理石碑上，而是写在其公民的心中。49 [德]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4页。将宪政诉诸道德化的意识形态只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宪法实施乃至宪政本来是道德无涉的制度技术及操作问题，而不是大是大非的姓资姓社问题。而宪法无用的观念更会影响到人们对其他法律有用的看法。

因为司法审查本身就是一项关系到宪法能否实施的关键制度。宪法第六十七条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力，但审查的对象仅限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正因如此，本文尝试通过这些问题厘清当下宪政问题论争的思路，把立场悬置起来并回归宪法常识，重新来一次逻各斯（Logos）式的宪法常识之谈。宪法不仅是对政治的一种有形约束，更是对政治的一种无形之建构(a constituting)。

这等于说，名义性的宪法只是组织性的宪法，即是组织而不是约束特定政体中政治权力运转之规则的集合。16 Graham Maddox. "A Note on the Meaning of ‘Constitu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2), pp.805-809. 17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M]，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27 [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60因为依其逻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法律就要予以修改。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J]，载于《政法论坛》，2012年第2期。

有学者在讨论应该如何研究中国宪法时强调宪法不仅是作为宾语而存在的，它在有些时候还应该成为主语。44研究司法过程(judicial process)颇负盛名的学者亚伯拉罕(Henry J. Abraham)就指出，美国司法审查是由法院经过仔细的，通常是极其认真的深思熟虑，根据传统法律原则（taught tradition of the law）以及司法的自我约束原则，判决（1）任何法律。

[摘要]  人民制定的宪法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遵守，实施宪法就是让宪法运作起来。进而言之，一个缺乏法治的政府、一个行为令人难以预测的政府、一个恣意而专断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缺乏人民信任的政府。

67 尽管学者对宪政的定义有不同的见解， 68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宪政包含一个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概念以及实现有限政府，发挥政府正当功能的机制。80有如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 Jr.）所言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